基于阶层分析的晚清书籍社会史考察贾琳:“科举改章”与考官、媒体及士子的书籍应对-文獻學與四庫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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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阶层分析的晚清书籍社会史考察 贾琳:“科举改章”与考官、媒体及士子的书籍应对-文獻學與四庫學
摘要
作为清季知识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考官、报人与士子三大群体在清廷“科举改章”之际围绕科场书籍从行为层面到思想层面发生着不同面向的转变:清廷颁布“改试策论”谕旨后,绝大多数省份出现了“房官录用不敷”情形,不同层级的考官普遍更新和选购一些新式书籍以应对知识短缺与职位需要;报人则采取招股印书、刊登广告等方式应对“科举改章”后考试书籍变更带来的商机;士子在“科举改章”后对于传教士的科场赠书由拒斥到接纳,而在应试士子“卖书”尤其是“买书”行为的背后,又折射出各省士子在中西书籍阅读种类与阅读数量上的总体差异与各省士子知识水平上的分化程度之大。与此同时,此一分化过程中还孕育了新的政治与社会变革元素,这又反过来使得清廷不得不通过厘定文体与查禁书刊的方式对“科举改章”后出现的书籍歧变与知识“乱象”进行政治管控和强力干预,而清廷“科举改章”的复合效应及其内在张力也于此毕现。
如果说“科举改章”(即清廷1901年推行的“废除八股,改试策论”)通常被视为清季“新政”时期具有标志性的政治变革与文化变革事件受到关注和研究,那么近年来学界逐渐开始将“科举改章”视为某种意义的“社会事件”并着重考察其与近代知识转型与社会转型的关联。尽管如此,关于“科举改章”的知识效应尤其是其社会效应仍有较大的研究空间,其中尤其体现在“科举改章”与作为社会知识重要载体的书籍生产、传播、接受与再造或再赋义关系的研究。严格来讲,本文并非局限于专门的书籍史或阅读史研究,而是考察国家政治行为、带有文化主体和不同程度政治主体意识的知识人,以及作为知识载体与思想文本的书籍三者之间的关系互动。需要说明的是,关于阅读史尤其是书籍史目前为止大体形成了三种研究路径:第一种是传统目录学的重视书籍的物质形态与文本价值而忽视具体的历史环境;第二种是以“年鉴学派”与新文化史为代表的从社会史和文化史角度研究书籍的生产与消费模式,重点关注的不是书籍本身,而是参与书籍制作、传播过程的人及其厕身的社会;第三种是“分析目录学”的重新回到以书籍为中心,但同时关注社会(包括阅读行为)对于书籍生产与流通的影响。本文以考官、报人以及士子群体书籍应对为考察视角,考察这些当时社会知识阶层主要组成部分的人,在清廷“科举改章”之际围绕科场书籍从思想层面到行为层面发生的不同面向的转变,以及清廷对书籍歧变与知识“乱象”进行的政治管控和强力干预。需要说明的是,本文选取不同知识阶层展开论述,一方面是想尽量避免针对清季知识阶层尤其是士子阶层同质化的评述与论断,进而更为确切地蠡测和把握“科举改章”作用于不同知识阶层时产生的不同效应与影响;另一方面则是基于将带有知识精英烙印的科举考试相关文本带入到社会层面进行研究,进而更好地把握科场之外的政治社会情势以及与科举考试的关系互动,进而对二十世纪初整体意义上的中国社会尤其是传统知识阶层的思想图谱以及新式知识的“传播循环”(communication circuit)或传播反馈路径,有一种较为整全和清晰的呈现与认知。
一、“房官录用不敷”与考官群体的书籍应对
考官的学识对于考题的合理命制与人材的有效选拔至关重要,同时也关系到朝廷悉心谋划的“科举改章”能否被有效贯彻实施。关于各直省乡试房官的选拔,定例“必以实缺州、县考充”娄昭君,“调取由进士、举人出身之州、县官,其同知、通判内有学问优长者,亦准调取。”朝廷之所以同时兼顾“实缺”和“进士、举人出身”两个方面,主要是考虑到“恐候补各员闲居省会,既无关防,易起请讬等弊,是以只请调取实缺各员;又虑服官既久,文理荒疏,先期试以文艺,必须年状学优方准入内帘分校。”“科举改章”谕旨发布后不久,政务处会同礼部开单进呈了更为具体的“变通科举事宜章程”,其中一项专门针对考官提出:“变法之初,原期尽善,而奉行尤在得人。士子之趋向端视考官为转移,衡文校艺之人果能明体达用,深通中外各学,则鉴衡不爽,自可得硕学而黜浮华。拟请严饬典试学臣及同考等官,嗣后阅卷务当悉心评定,总以经术湛深、史学渊博、通达时务、切于实用者为凭准。”章程中要求考官明体达用、深通中外各学,其悬的不可谓不高,而实际情况则是满足这些标准的房官却为数不多。就全国范围看,房官“录用不敷”情形在四川、广西、云南、山西、陕西、山东、浙江、江西、福建、湖南、河南等十一行省都有不同程度的出现,如四川情况为:“本年川省举行庚子辛丑恩正两科文闱乡试,所有堪调内帘实缺人员,或因久历簿书稍涉荒疎,或因地方紧要未便更易,合计所调实缺各员不敷考选十四房之额。”湖南巡抚俞廉三与湖南学政柯绍态在会奏中说:“湘省正途出身现任各员,或地方正有要务,骤难分身,或服官有年,学问渐就荒废,即候补各员亦有仅工时文试帖,于古今政治利病、中外学术源流未经讨论,均皆未便迁就,是以遴选派用较往届尤难。”山西巡抚岑春煊与陕西巡抚升允会奏附片中有“考试改章,向来调帘之即用大挑各员,均系八股出身,其间通知时务者固不乏人,而局守墨程不谙策论者比比皆是,若以之滥充分校,恐难识拔真才,而拣选过严又难足十房之数,现际改章伊始,拟请量为变通,凡系正途出身无论优、拔、副三贡,俱准考充内帘,庶房考易于取盈而衡鉴不虞乖谬。”山东巡抚张人骏在奏折中说“本年补行庚子恩科并辛丑正科乡试,应调房考查科甲出身现任州县或地处冲要,或滨临沿河,巡缉修防正当吃紧,均未便纷纷更易,致滋赔误,兹计可调之员仍不敷额,自应循例在即用分发人员内详慎遴选。”针对此次大规模出现的“房官录用不敷”,多数地方督抚向朝廷递折请求量为变通斗铠,即一方面放宽选取资质“凡系正途出身无论优、拔、副三贡,俱准考充内帘”,另一方面“在即用分发人员内详慎遴选”,以此来应对实缺官员知识结构的短板以及绥靖地方难以抽身的困状。
尽管大多数省份出现房官“录用不敷”的情形,考官(包括学政)在朝廷颁布“废除八股,改试策论”谕旨后,无论主动还是被动,陈硕嵩都开始或多或少更新和选购一些新式书籍,以应对知识短缺与职位需要。叶昌炽有一则日记生动记载了顺天学政陆宝忠得知朝廷“科举改章”后的行为应对:“廿六日,伯葵属开輶轩随带书目,咋宵篝灯缮三纸,即加函遣伴赍送。午后旋来,云乡、会试已改章,废时文、诗赋不用,头场试中西政务策,二场试史论,三场试四书五经义各一首,所带书籍又须更订,并属预备题目。”文中的“伯葵”为陆宝忠字,对照其自订年谱记载“时联军未退,畿辅俶扰,未能出按各属……八月出,按定州兼调试保定府属,均岁、科并行。时易八股为策论,直隶士习向称敦朴,公多方诱掖,风气由是大开。公意科举敝陋已深,非实行教育不足以开民智,轺车所至,谆谆以提倡学堂为先。”可知上述叶昌炽日记的背景是陆宝忠准备出按定州(直隶州)及保定府岁、科考试,而陆宝忠得知“科举改章”后的第一反应竟然是立即去找叶昌炽(即其所谓“旋来”)商洽更订“所带书籍”,此一细节不仅反映出其书籍应对之迅速,还从侧面表明陆氏对于“科举改章”实际工作开展的着意与致力。这些更订后的书籍无疑会沿着密集的岁、科考试网络从通都大邑走向乡野社会,而各省学政的更书按试之举也在某种程度构成由京师殿廷发出的“科举改章”政令在最基层得以落地生根或者说落实生效的一个重要枢纽和通道。
接下来再看省一级考试相关考官的情况,以浙江学政张亨嘉为例,陈衍在《礼部左侍郎张公行状》中记载,张亨嘉在光绪十二年(1886年)授编修后提督湖南学政,“校士录出,士林争购,以为命题闳博即得未曾有也。”1901年张亨嘉出督浙江学政,“时方改四书义策论”,他“试士以淹贯”,且“颇采西国政教命题试士,多得通才”。对“西国政教”颇为注目张亨嘉还将经史策、论编辑成册,以此帮助考生更快适应考试题型及内容的变化,时任杭州府学堂教习的陈黻宸在给胞弟陈侠的家书中便嘱咐诸弟乡试前购买学习:“张学院《经史策论》五十部,计洋每部三角,八折承买,此系学院令亲某托伯絅邵君代卖,可分永场、三溪诸弟,余设法购去。总须场前购完为好。”所谓“场前”是指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八月举行壬寅浙江乡试,而浙江巡抚任道镕在是年六月向朝廷递折请以学政张亨嘉代办监临(“惟浙省近年政务殷繁,外交内治动关紧要……本届拟即援请学臣代办监临”)。因此,张亨嘉便可视为以准乡试考官的身份悉心编定新式书籍,其著作的流行程度与受欢迎程度便可想而知了。
对于国家级别考试的会试考官,《大公报》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二月十一日报道:“自放考官之次日,即有派差至书局购取各种书籍者。近两日,各书局所有未经售去之《瀛环志略》、《泰西新史》、《万国史记》、《格物入门》、《白芙堂算学》等类,居然大获其利。”以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癸卯会试考官恽毓鼎为例,在简放考官之前,恽毓鼎曾于是年正月初八曰游北京厂甸书肆,对于层见叠出的“维新之书”甚为厌恶:“初八日,晴。午后偕大兄游厂。途遇亚蘧,同流连者半日。买尹和靖、李延年、张南轩、黄勉斋四先生集,皆正谊堂零本也。在文友堂久坐,携《鲒埼亭全集》而归。又影宋本《河岳英灵集》一本(影刻甚精)。维新之书层见叠出。稗贩杜撰,几于千手雷同,略看一二编,即可意其大概(近人译者尤劣)。 余积习未化,实不耐向此等用心。独于理学、史学、古文、诗各书,一见若旧交,深嗜笃好,不忍释手,非此竟无以遣日。”当天,恽毓鼎又在家中置备酒席,延请同样对“东南新学”深恶痛绝的同年友朋赴宴畅谈:“申刻备家庖,请余绶屏、张季端、周少朴、李橘衣、李木斋、杨若朱〔米〕、顾亚蘧诸同年。绶屏赴津未回,若朱〔米〕以病辞。席散畅谈,至更深始散。诸君于东南新学俱深恶而痛斥之。”而当恽毓鼎派充癸卯会试同考官后,尤其是在其入闱阅卷过程中,恽毓鼎此前的观念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冲击:“在闱中一月矣。连日点阅落卷,遇稍见出色之卷,则取其首、二、三场合校之,至无可挽回而止……北四省(山东较好)及云、贵等二场最劣,往往强作解事,尤可喷饭。必须每府设学堂,延中西兼通之教习,勤为督课,又多置书籍,纵其浏览,或可稍收开通之益。”向以旧学自甘的恽毓鼎此时亦不得不感慨多设学堂与多置书籍之必要加护亚依,而这里所谓的“多置书籍”显然不是恽氏 向所欣悦的理学、史学、古文、诗各书,而是包含了此前“实不耐向此等用心”的“维新之书”及其曾经“深恶而痛斥之”的“东南新学”。
二、新式书籍广告的植入与报人的书籍应对——以《申报》为例
当代媒介理论家马歇尔?麦克卢汉认为,报纸广告除了可以实现对商品与商家宣传之外,在某种程度上也具有借以探知社会文化的功能:“制作广告所投入的心血和构思、智慧和技艺,超过投入报纸和杂志任何专栏文章的心血和构思、智慧和技艺”,因而他提出“广告也是新闻”(Ads are news)的命题。清末“科举改章”之际,以《申报》为代表的当时主流媒体涌现出相当数量与科举改革和学堂兴办相关的广告,这些广告主要包括书籍广告、学堂招考广告、学堂奖励广告三大类,以下便以《申报》所刊载的相关书籍广告为例,考察报人对于清季“科举改章”的应对情形及其所昭示的意义。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七月十六日“科举改章”谕旨甫一发布,《申报》即于七月廿二日刊登“开印九通全书招股预启”,以把握“科举改章”后考试书籍变更带来的商机:“上海图书集成局谨白:方今国家以时事多艰,求贤若渴,屡降谕旨变通各项考试章程,多士生当斯世,苟非囊括治术掌故之全书以资考索,恐不足寻源竟委蔚为闳通有用之才。本局爰仿从前《图书集成》、二十四史例,开印《九通全书》,招售股票,每部仅收回工料洋银四十八元。现定于八月朔日出售,除本璋申报馆、申昌书局外,如京都、天津、镇江、扬州、南京、杭州、汉口、沙市、宜昌、长沙、岳州、成都、汴梁、南昌、广州、桂林、福州等府、州、县皆有分售处,以便诸君就近购票。”此“招股预启”值得注意者有两点:第一,据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十一月礼部会同政务处进呈“变通科举事宜章程”章程开头“光绪二十七年八月初五日,内阁抄出七月十六日奉上谕”这一表述可知“改试策论”谕旨虽然七月十六日下发,但在八月初五日才由内阁抄出明发,另据上节叶昌炽日记所述,顺天学政陆宝忠也是在七月廿六日才得知“科举改章”消息,而《申报》刊登此消息在七月廿二日,是时上谕尚未明发,顺天学政陆宝忠亦未得知,可见书商消息之灵通与因应之迅捷;第二,从该“招股预启”所列销售点的网络分布看,其遍历区域之广,基本形成交通绝大多数省会城市以及开放口岸城市的网状辐射,“招股预启”中虽然没有列出贵州省城贵阳,但从下例中看以出,《申报》同样也覆盖到了贵阳:华学澜简放贵州乡试考官后,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五月十五日从北京出发,水陆兼程历经七十余日后在七月二十九日到达贵阳,第二天他是通过当地巡捕送来的《申报》才得知朝廷已于七月十六日“废止八股,改试策论”。而随着报刊网络覆盖范围之广与渗透程度之深,其上所刊载的有关新政、新书内容尤其是新出书籍广告无疑也随之传播开来。
与上述占据较大版面且文字较繁的图书招股广告相并行,“科举改章”谕旨发布仅数日,有关新出书籍的“袖珍”广告也在相关报刊栏目大量出现。此类广告标题与广告正文言简意赅,且标题字体极为醒目。如有被称为“裨益儒林,良非浅鲜”的《重校新印西学富强丛书》,有以“士大夫宜如何力求实学”旨归的《新出皇朝经济文新编》,有“不惜重赀”原文刊印为“有心经世者”准备的《新出奏议辑览》,还有“将原本缩影石印,原原本本毫发无遗”的《原本西学格致十六种》,广学会也趁此机会专请中外学人“急速翻译泰西治国、治民诸紧要书籍”,介绍《法国律例》的广告中则赫然写着“其名曰律,实则为拿破仑治国全模”。值得注意的是,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壬寅湖北乡试第二名左树珍便在其试卷中列举出《法国律例》一书,并加以介绍说:“刑家者,泰西最要之书,《法国律例》名为律例,实则拿破仑立国之规,不得专以刑书目之。”无论是考生通过新出书籍广告购得此书进行阅读,还是考生只是阅读到该广告而依照类似的表述逻辑写入试卷,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报刊中植入的新出书籍广告已经或隐或显对士子的知识结构产生了一定的作用和影响。
更进一步说,对于这类新出书籍广告的持续刊出,如果仅仅看作是晚清书商的新式促销手段,无疑低估了其意义,但如果说对时人的知识结构起到了多么大的根本性转变,无疑又高估了其效应。广学会的“译书出售”广告中提到:“本月十九〔六〕日奉上谕变通科举,废去八股,考试中外政治、艺学、历史,以资实用,中外人等无不欢欣鼓舞……惟前所译各种均切于实用,而海内文人未能备悉,特复将曾经刊印诸书择优胪列数种,以便周知,有心时务者当知所取法矣。”此类新出书籍广告对于当时的知识阶层来说,更为重要的或者说更切实际的意义,恐怕在于为他们提供了一种目录学意义上的学习参考,或者说为知识结构的扩充提供一种版本学意义上的支撑,也即广学会译书出售广告中“知所取法”四字背后揭橥的含义,此点是接触和从事任何一门学问或者说完善知识结构以及转变思维方式所必需而又容易被忽视的地方。
最后还想拓展补充的一点是,具有媒体报人从业经历者参加此一时期的科举考试竟还在一定程度有助于从中胜出。如1902年八月在上海创办《新世界学报》的陈黻宸,在光绪二十九年参加癸卯会试,其可以称之为“报体”的文章便颇受到考官的瞩目,是科会试大总裁孙家鼐对此回忆道“始余得介石卷,怪其才气泛滥、伏现万状,其悲壮慷慨之气直欲泣灵均而哭贾傅,二场尤痛发时弊,兀然不顾忌讳。分校夏编修闰枝请以冠多士,余曰:此寿世之文也,非荣世之文也。读其文可见其为人,此人宁以一会元为荣耶?稍抑之。”而当时的著名报人汪康年亦于光绪三十年赴京补应朝考,轻松摘得“内阁中书”这一计划之内的京官职衔。这里之所以用“计划之内”,是因为汪氏措意所在并非授职本身,而是欲“定向”获取京官职衔(此种难度似更大,但汪氏亦得以一举完成)并利用服官契机在京师设立报馆,以便“为政府作忠告”:“先生自光绪二十年后,久已绝意仕进,至是拟设报馆于京师,将以救亡图存之计,效昔贤之强聒不舍,为政府作忠告,又以无因至前,恐被人疑议,故有补应朝考之举。先生前时曾有书至邹沅帆君,略言北行非弟所愿,以漠然不动之大臣,难与言事也。然此等事尚不尽心,何者方应尽心乎!故千回百转,仍有欲去之势云云。此时盖犹此志也。”究其根源,在某种程度可以说是报人得其从业经历的便利可以接触到众多报刊上的相关书籍以及其他方面的资讯,使得报人从知识内容到文体表达诸多方面受到有意无意的训练和濡染,从而更加“谐于”改章之际的科举考试氛围,而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带有新式知识色彩的报刊对于其接触者与从业者具有的某种潜移默化或者说习焉而不查的影响。
三、“取舍之间”新教传教士眼中的士子群体书籍接受史
晚清新教传教士来华后,便观察到弥漫在中国社会的谨慎对待“印刷品”以及“敬惜字纸”的传统:“传教士最初来到这方外国人从未涉足的土地,开始试图影响自己周围的中国人的时候,很快便发现,最能给中国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就是印刷品。中国的知识分子处于生活的最前列,人们以最深广的敬畏与虔诚看待书籍,甚至连古老而神秘的汉字都受到识字和不识字的每个人同样的高度敬重。”随着科举考试临近,这些传统在考生身上得到了最大限度的体现:“考生此时也会表现出特 别想要得到神灵的庇护。他会去焚香和行善,假如他看到一条鱼在鱼钩上挣扎,他会付钱买下它,然后放生;他会把拼命挣扎的蚂蚁从阵雨造成的小溪沟里捞出来……甚至把印刷品的残片从泥泞的街道上拾起来,以免它受人践踏。”传教士观察到此点之后,便在科举考试举行之际向士子散发宣传手册,以增加成功布道的可能性并对士子思想产生影响:“书本是任何特定地区学者可以接触到的唯一载体,传教士在其布道集会上很难碰到这些高贵的人……然而,影响这些人是至关重要的。他们是中国的唯一精神贵族和思想家,更是帝国各地学校的教师,在主导潮流和影响人民大众方面占据不可替代的地位……在三年一度的科举考试中与中国的读书人相见是影响他们最适宜最有效的途径。”而有些传教士则将这种手法称为“入乡随俗”:“在中国,书籍的派送并非什么新鲜事物。仅在过去的1000年中,中国的慈善家们就向大众派发过一些修身养性的作品,以宣传自己的观点。传教士乘科举考试的机会分发优秀书籍不过是入乡随俗而已。”咸丰九年(1859年),福建举办己未恩科补行戊午正科乡试,此前福建乡试因太平天国战乱一度停考,此科虽为补行,但倍额录取,故参加人数众多。此时恰在福州的美国传教士卢公明(Justus Doolittle)记录了教会利用这次考试进行书籍发放的情况:“在1859年,来福州参加乡试的士人多达九千人,圣公会和美国差会抓住机会向他们散发了两千本《圣经》和六千多本其他资料。大多数书籍是在预考结束后到府学门前散发的,其余在最后一场乡试结束时在省贡院门口向散场的考生散发神秘人质。绝大多数考生都很高兴得到这些书籍,只有极少数拒绝接受。”虽然表面上看绝大多数考生都很高兴得到这些书籍,但是实际情况却是“这些书大多没读完就扔掉了”,而并没有按照传教士预判的那样考生会因“敬惜字纸”传统而将其保留;而英国传教士麦高温(John Macgowan)则将“传教士带着书出现在这些人”中间视为带有“历险”性质和颇有自我保护技巧的活动:“传教士带着书出现在这些人中间经常历险,选择举行考试的会试堂主进口作为停留处对他最为有利。这个位置对应试者有诸多严格限制,他们只能在 看到所谓‘蛮子’后,脸上露出轻蔑的神情,心头蒙上阴影而已……过一会儿还会涌来几个更冲动的人,把传教士挤到墙边并将书碰落在地上。除了散发宣传书册无敌反斗星,并将其标题尽量同儒家心性名相对接(如采用《良知之镜》作为书名)田中美绘子,传教士还尝试在乡试之际举办有奖征文活动。光绪五年(1879年)山西举行光绪己卯科乡试,亲历这场考试的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记述道“在山西,大约七千名学士(秀才)参加了晋升硕士学位(举人)的这项考试。我们选择了一些合适的小册子,在考生之间发放。其中有一本是由1877年在上海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传教士大会上任命的一个委员会制作的;另一本非常优秀的宣传册子是由上海的一位土著基督徒撰写的,题目是《良知之镜》。与此同时,我们还设立了一个以伦理道德为主题的优秀论文奖。奖金是由罗伯特?赫德 (Robert Hart)爵士提供的,目的是鼓励中国学生研究有关人类文明和宗教的书籍,最后收到的论文有一百多篇。”李提摩太的记述中并没有涉及考生收到宣传手册的反响与举动,但从七千人里仅有一百多人提交论文也即接近七十比一的比例来看,士子对于传教士活动的响应程度与参与积极性并不算高。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八月,南京举行了清廷改试策论后的首场江南乡试,传教士们同样没有错过这次机会在考试期间向考生散发宣传文献。与此前不同的是,考生对于这些文献的态度发生了不小的转变。此时游历至南京的美国传教士盖洛(William Edgar Geil)记录了此次乡试散发文献以及考生接受的详细情形:“对于传教士来说,这些考试真可谓天赐良机。虽然考试安排在8月5日开始,但要把中文刊印的基督教文献发给考生,通常得等到11曰的深夜。这样做的目的,在于确保那些通过了三场考试的人才有资格获得这些阅读材料……1.5万捆文献材料于当晚分发给同样多的生员,他们都参加三轮竞争考试。每捆材料都包含四种文献,一般为《哥林多前书》、《马可福音》或《路加福音》,另加科学入门书两种,后者也都明显地打有基督教的烙印。寻访这些学子后,我发现,读过这些书的,远不止受书者一人。要是在从前,这些书大多没读完就扔掉了,但现在今非昔比了。尤其在今年,人们每接受一部书,都无不满怀感激。”这次宣传书册在考试之际的成功散发使得传教士对于未来的布道事业充满乐观和期待:“不少例子表明,以这种方式分发出去的书籍,已经使不少村庄和集镇皈依了基督教,并最终建立了一些教堂。据我的估算,未来十年内,这六万卷书将至少拥有三十万名读者。”传教士所关注的固然是“福音”的普及,但从书籍传播的角度看,即使传教士散发的宣传书册尤其是“科学入门书”明显地打有宗教烙印,但对处于近代化初启时期与科学发蒙时代的士子及民众,更为迫切的需要也许并非过于专深和系统的科学鸿篇巨制,而是一种通俗易懂的科普书籍甚至是可以借助认识某些新生概念和字词的书籍;更进一步说,从书籍接受与内容再诠释的角度看,虽然这些传教士“捆绑”成套的书籍中带有宣教布道的成分,但这并不影响士子在阅读过程中进行选择性的内容汲取与意义挪用,英国传教士麦高温在一次科场派发书籍后说道“至少有一千本就是这样被发送到人们当中去,从而被带到省里的城镇、乡村和集市。在万家俱寂的长夜中,读书人将掩卷沉思,万卷圣贤书未曾编织过的最新图画遂在他们头脑中构建起来。”因此,如果抛开这些书籍的宗教成分,这些书籍随着广大士子赴试与返乡所发生的既深入且广泛的地域流动与社会流动,其对于士人及其交游群体的知识结构与思维 方式的作用和影响便是细微而深远了。
四、“买”“卖”背后:应试士人的书籍交易与知识区隔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二月初十日,刘大鹏父子从家乡山西太谷县启程赴汴参加是年癸卯会试:“余与玠儿共坐驾窝一乘,作三马,另一马载行李、书箱,每马脚银八两,共三十二金,从此启行,送至汴梁城内。”三月初六日到达开封后,刘大鹏发现在山西并不多见的时务等书“汗牛充栋,凡应试者均在书肆购买,故书商高抬其价”。云南士子马太元在二月二十五日抵汴后“出街购《史论观海》,一部《治平十议》,一部《四书精义》一部,《御批纲鉴》一部。”三月初五日临入场前又购《西国新政辑览》一部。王惟泰在《汴梁卖书记》中记道:“汴省向无售新书者,去秋有上海友人开设‘时中书社’,所售皆场屋书,间带新书,颇有顾问者。”文中的“去秋”指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顺天借闱河南乡试之际,而此次癸卯借闱会试可谓是汴省第一次大规模的新式书籍集聚。接下来便先对开封这些书肆的源流与性质进行梳理,以便进一步探究应试士人的书籍交易及其背后的知识区隔问题:
第一种类型是外地书店股东(多为士子出身)在开封开设临时性分号进行售书。上海开明书店股东王惟泰在《汴梁买书记》中对其“汴梁之游”记载甚详:“金陵卖书后,同人相约作汴梁之游,藉开风气。于正月杪,载书二十余箱,为数二百余种,趁轮启行。初四曰到汉口,留一日,初六日乘火车至信阳……翌日大雪,留四日,至十一曰开车。十八抵汴城,复有友人代为安寓,赁考棚街屋设肆,大书‘开明书店专售新书’布牌,并写‘广开风气,输布文明’招牌,遍贴通衢,以招同志。”
第二种类型是私人(包括应试士子)从外地贩运书籍至开封出售。以应试士子澹庵一行为例,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二月初一日,澹庵一行六人从家乡苏州分两路启程,澹庵与友人金康伯先到上海办理携带书籍事宜:“是役也,同伴六人,约乘民船至亳州起旱。陆君守墨、管君君谟、孙君汝楫、陆君棣威……余与康伯至申地办书,期至镇江会集。”二月初三日,澹庵与友人在上海的“新中国书社”选定各书:“初三日……星昭约同至新中国书社拣定各书,督其装好。”二月三十曰,澹庵一行由水路至亳州后,起旱换轿车,其于途中所写《自界沟至亳州途中纪事》诗中有“聚谋桑下无善策,拚尝艰苦抵汴梁。遂更小艇如一叶,载书十箧衣数箱。”从诗中的“十箧”表述来看,澹庵等人携带的书籍数量甚为可观。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跋涉,澹庵等人终于在三月初四日抵达汴梁:“初四日……四点钟抵汴城,前月杪连日积雨,城中街道泥泞如浆,深有二尺许。余车至吴胜角,骡足下陷几不得进。甫抵汴城,澹庵等便张罗书社开始售书:“初六日,晴。料理学社书籍,以便发卖。咋日已预贴招纸,自辰至酉倦于应付。计售去五六十金,利息颇厚。惜乎迟到数日,场期已促,不能卖完耳。”其中“自辰至酉倦于应付”,足见士子购买之踊跃。
此外,还有一种书籍传播方式即赴汴应试士子私下传赠扩散。如幼年随宦开封的陶希圣,便是因赴汴应试士人的赠书而开始了科学知识的发蒙:“我四岁在开封,适逢开封贡院举行会试,各省应试的人士集合开封。黄梅汤贯予先生借居我家的院内一间房子,他送我一本《三才略》。这本长一尺几寸的大书,自天文、地理,至历史与科学,连同文字和图画,成为我最早的读物。”
从上述分类可以看到,开封的新式书籍流入主要有临时书店和私人售贩两种类型。但无论哪一种类型,书籍多是来源于外省尤其是东南诸处,也就是说癸卯会试之际在刘大鹏眼中的开封繁荣书肆,一定程度上属于临时性的书市,因而此种书肆的繁荣带有一定的假象,但随着科举考试举行流入的大量书籍无疑又使得中原地区的“新鲜”知识浓度超过山西。虽然王惟泰指出“场前买书者,类皆取地理、历史两部,杂著能阅者尚多,至教育一门,则寥寥无几”,但是书籍在交易与流布过程中毕竟还是起到一定的开通作用,其情状亦如王惟泰所记:“有阅过书目提要而来者,有偶见招贴词意而来者,有因朋友揄扬称道而来者,类多同志之士,选书甚有条理。有各省已历学堂而来,识见都高人一等……其他好学下问者,亦正不乏。”倘若分省而计的话,按照士子对于新式书籍的“选择精当”标准,则可以进一步看到各省又分化为五个梯队:“选择精当者以直隶、两湖为最;山东、陕西、四川次之;江西、贵州又次之;甘肃、广西、安徽、山西、云南竟寥寥无几,河南为尤甚;若江、浙、闽、粵半皆道出上海购取,故来者反不见为多。于何证之?证之在豫官幕两途中,能购书者仍以四省人占多数云。”据上述可知,第一梯队为江、浙、闽、粵,因其皆“道出上海购取”前来购书的士子反不见多;第二梯队为直隶、两湖;第三个梯队为山东、陕西、四川;第四梯队为江西、贵州,以上除山东外基本为中西部内陆省份;第五梯队为甘肃、广西、安徽、山西、云南以及考试举办地河南。
而在考官阅卷过程中,同样也发现各省士子的整体答题水平呈现出较大的反差,而在这背后显然也可以一定程度折射出士人中西书籍阅读种类与阅读数量的总体差异。以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癸卯会试分房考官恽毓鼎阅卷所见为例,他的闱中日记共有四条涉及和 述不同省份考生的答题水平:
(1)“阅广西、贵州驻防卷二十五本,荐四本。诸卷惬意者甚鲜,且有极可笑者。”
(2)“阅湖北、山东、广东卷三十五本,荐八本。于粵卷得一本,中国史学、泰西政学,皆卓然有见烈焰焚币,似是通才。”
(3)“阅四川、江西、陕西卷四十本,荐八本。江右卷二十五本,勉荐二卷,尚非惬意之作。其馀则腐恶陋劣,几致不堪寓目。不解大邦文风,何以至此!陕卷佳甚,皆有书卷气,屠梅君前辈掌教之功也。”
(4)“北四省(山东较好)及云、贵等二场最劣,往往强作解事,尤可喷饭。必须每府设学堂,延中西兼通之教习,勤为督课,又多置书籍,纵其浏览,或可稍收开通之益。”
综合上述记载,同样可以将各省士子总体答题情况大致分为若干层次:相对较好的省份包括湖北、山东、广东、陕西,相对较劣的省份包括广西、贵州、江西、云南以及直隶、河南、山西,其余则可归入总体一般省份。如果再将此一排列对照上述各省士子书籍“选择精当”程度的分化状况,可以看到除了直隶与安徽两省发生一定程度的“翻转”外,其他省份在两种衡量标准中的分布位置大致相合。
这一分化与区隔现象的呈现固然有助于我们了解和认知当时各省士子中西书籍阅读种类与阅读数量的总体差异,但更为重要的意义恐怕还在于它提示我们在使用某些化约概念(如“两个世界”)来指称和表述当时中国社会知识与思想的分化时,需要有一种方法论层面的检视与反思。这里以“两个世界”为例略作分析,此一概念最早由张灏先生提出,以“两个世界”分别指称“通商口岸”世界与“内地”世界,这种化约的区分在某些特定的研究场域的确有助于剖析近代中国社会,但通过上述分析可知,在20世纪初年士子群体的知识与思想分化层面则并非如这一概念所形容的那样整饬与清晰。以同属“北四省”的直隶与河南而论,在赴汴参加癸卯顺天乡试的直隶武强士子贺葆真眼里,河南“文学朴僮,不善趋风会,今海内竞谈西学,河南独多守旧之儒”,言下之意河南较直隶或者更为准确地说智能木马,较其家乡所处的直隶东南部的武强更为闭塞。而陕西虽僻居西北,远离政治、经济中心,且无通商口岸,但无论是士子答卷还是对新式书籍的认知程度都远远超过位于中原腹地的河南,甚至在一定程度超过江西这样广义上的东南省份。如果进一步探究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仍以陕西为例,考官恽毓鼎在日记说:“陕卷佳甚,皆有书卷气,屠梅君前辈掌教之功也。午饭时与聘三谈及各省山长最有关系。导士以实学,则读书者多;导士以词章,则能文者众。吾常之南菁,湖北之两湖,广东之广雅,四川之尊经,山长得人则文风大振,朴学继兴,皆其明效大验也。若大吏以讲席为位置归田巨绅之地,拥皋比者亦以美馆视之,而文运不足问矣。”也即是说,各省士子的总体知识水平与风气开通程度不仅仅取决于其所处的地理位置,还与各省“山长”或者更进一步说与政教或文教部门的识见与引导密切相关。
以上可以看作是不同省份士子之间的横向知识区隔,本节最后还有必要考察士子群体围绕书籍交易展现出的纵向知识分化,恰好王惟泰在《汴梁卖书记》中详细记录了他在卖书过程中观察到的各省士子询书与购书情形,并按照下乘、中乘、上乘顺序分别予以详列:“各省公车约五六千人……在抡才者以为精华所萃尽在斯矣, 然其间程度相去,正如七级浮屠。试将旬日间买客约略位置:其最多之多数,必问《通鉴辑览》、《经世文编》,甚至或问《子史精华》、《四书味根》、《五经备旨》者,此皆未脱八股词章窠臼者,为最下乘;其次则问《商榷》、《扎记》、《掌故汇编》、《九家古注》、《七经精义》等书,是为旧学中已得门径者,为次下乘;若购觅《朔方备乘》、《航海图经》及《泰西新史》、《政治艺学全书》等,则渐有新旧过渡思想,临文时能解调查者,为中下乘。至讲求公法、详考路矿、采访学制,搜讨兵政东西各书籍者,虽不外得第起见,然已预备得第后之进步,是为中乘。若考察理化各科,工商诸业,殖民政策,建国主义者,其胸中已有成竹,特假文场为发挥地,不系心于得失者,是为上乘。至留心民约、社会、立宪、国法,则其思想已臻极点,方针已有定向,行所欲行,止所欲止,是为更上乘。”具体来说,从最下乘“未脱八股词章窠臼者”询购《通鉴辑览》、《经世文编》以及《子史精华》、《四书味根》、《五经备旨》,到次下乘“旧学中已得门径者”询购《商榷》、《扎记》、《掌故汇编》、《九家古注》、《七经精义》等书,再到中下乘“渐有新旧过渡思想”者觅购《朔方备乘》、《航海图经》及《泰西新史》、《政治艺学全书》,再到中乘“预备得第后之进步”者搜讨公法、路矿、学制、兵政等东西洋书籍,再到上乘“假文场为发挥地,不系心于得失者”询购理化各科、工商诸业、殖民政策、建国主义等相关书籍,再到更上乘“思想已臻极点,方针已有定向”者留心民约、社会、立宪、国法等相关书籍,从以上三乘、六级如同“浮屠”状的区隔结构可以看到,参加会试的各省士子在知识程度方面分化颇大,即使从下乘到上乘在人数方面可能有所递减,但这一士子分化也着实提醒研究者在有意无意择取其中某一类士子作为论据来论述或者证成当时整个士子阶层的知识思想水平时,极容易对二十世纪初占据当时知识阶层绝对数量的传统士子群体的知识图谱或者思想分化的复杂程度产生一种过滤简化后的低估和误判。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从上述应试士子询购书籍中出现的“民约”、“社会”、“立宪”以及“建国主义”诸种类别,已然可以看到阅读书籍分化与区隔的背后还孕育着新的政治与社会变革元素,这又反过来使得清廷不得不通过厘定文体与查禁书刊的方式对“科举改章”后出现的书籍歧变与知识“乱象”进行政治管控和强力干预,而清廷“科举改章”的复合效应及其内在张力也于此毕现。
五、余论:书籍歧变与政治干预——清廷的厘定文体与查禁书刊
早在清廷“科举改章”半月后的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八月初四日,《申报》即刊发《振兴新学宜严杜邪说议》的时评,其中提到“改试策论”伊始书贾即大肆翻印康、梁著述牟利(翻印方式大体有“更名”“摘句”“辑文” 三种),并客观上导致康、梁著述大有风行之势:“明诏迭颁,此后科场一律废八股而试时务策论,一时各省书贾争选刊将求时务之书……就余所知,有将康逆所著《日本书目志》、梁逆所著《读西学书法》,以及《时务报》、《湘学报》,更易其名,翻印射利者;有将各报中或排斥康、梁或阿附康、梁诸论说不顾,以矛刺盾,贪多务得,并附石印,以冀风行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八月壬寅乡试临近时,湖北巡抚端方专门就考试文体问题出示“厘定文体简明章程七条”告诫应试士子,《申报》转录其中部分内容,大要谓:“本届试题兼中西政艺,发言为文,不拘一格,然亦自有法度,第一场、第三场所试史事、经义择言尤宜雅驯。近日文体多岐,如改良基础目的问题,二十世纪四万万人之类,不可枚举,徒令阅者生厌,日本汉文家有相约不用此种文义者,效颦拾慧宜可得已?若夫革命流血等说,则词涉悖乱,即当贴出以正文体。诸生务宜检点,勿致自误前程。”《申报》在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八月初六日还专门于头版醒目位置刊发时评,其中提到端方出示此告诫的背景为清廷“科举改章”后,有相当一部分考生刺取《新民丛报》及近人所译日文名词并以之答题,朝廷担心此种情况持续下去“不特有乖于学术,抑且有害于人心”:“自去岁钦奉音,自后大小考试,均改论策经义……不意观于今日应试之士,而深可异焉。其自甘暴弃者,平日束书不观,迨届场期,则广搜坊肆怀挟之书,满纸陈言,令人可厌。号为知新者,则又矜奇吊诡,刺取《新民丛报》及近人所译和文诸书中各字,而诩诩自得,号为新奇。由前之说其迂腐颓废固不足责矣,由后之说似乎阅新书研新法,与三家村学究不可等量而齐观,然其弊也,嚣张谬戾,不特有乖于学术,抑且有害于人心。”
虽然清廷通过媒体与督抚发布申诫“厘定文体”,从湖北备考士子朱峙三所观察到的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壬寅乡试各省中卷仍多模仿《新民丛报》、《中国魂》文体这一情形可以推知,无论是《申报》刊载的“严杜邪说议”还是端方壬寅乡试前夕的“厘定文体”告诫显然都没有收到预期实效:“午后将郑宅借来之《新民丛报》、《中国魂》二种,一一阅读之,习其文体,是为科举利器。今科各省中举卷,多仿此文体者。”正因为如此逍遥神爱地球,有些省份诸如湖北在癸卯年便有了相继下令禁止海外留学生“出报”以及封禁书刊报馆之举,光绪二十九年(1903 年)闰五月出版的《江苏》第三期记道:“湖北自有汉口日报馆以来,端方久欲封禁之,以碍于该报馆之悬洋旗也,乃密以三千金尽购该报馆之所有,而后封禁之令始下。端方之仇视报章也,一见于禁海外留学生之出报,今再见于封禁汉口之日报馆。”而清海关与邮政局亦于是年出台新规严禁收送《新民丛报》与《国民日日报》,如果联系到此时科场文体歧变情形,那么清廷这些行为便不单单是防止国外政治异见者或者说部分留日学生“运 明利器于内地,播革命种子于社会”,更是防止国内考生将兼有“文明利器”与“革命种子”性质的书籍报刊所负载之知识,阅读吸收后将其改头换面植入科举考试内部,从而通过科举考试网链广泛传播并在维系官方意识形态的制度系统内部发生裂变效应;两相比较,后者恐怕才是清廷最为担心也是最大的隐忧所在。“科举改章”至此已然由促使书籍及其知识负载的更新甚至是分化,走向了加剧导致书籍歧变与知识“乱象”这一反面,而由之催生和孕育出的新的政治与社会变革元素也以一种难以遏止之势流布开来,这大概是清廷当初明降谕 旨进行“科举改章”时无论如何都没有料想到的。
选自 |《安徽史学》2018年第2期。
编辑:古月
排版:大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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